内容提要：技术革新有助于激发文学艺术的美，纵观中国文学的发展阶段绝大部分都是由传播媒介技术变迁来实现文学自我完满与自我提升的。在人工智能时代，文学叙事面临来自“类人智”机器的一系列挑战与机遇，其发展伴随着非人文主义、人已死等言论。这触及了文学作为一门“人学”的根本问题。传统文学与人工智能时代的类人智文学存在不同的文学叙事与文学传播的系统与机制，可以为在面对人与机器和非人的自然之间界限越来越模糊的当下文学研究提出警示与反思，促使文学叙事研究对叙事文本意义的普遍性形成机制的深入，在困惑与交叉中逐渐跨越传统叙事边界并提供理解文学与人关系的全新视角。

    关键词：人工智能/ 文学叙事/ 文学传播/ 自动叙事生成/ 叙事主体/

　　标题注释：吉林大学青年学术领袖支持计划“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叙事与传播”(2019FRLX11)。

    作者简介：张斯琦，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春 130012)

　　无可置疑，人类已经步入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渗入各个行业，并开始迫近文学领域。从口传时代、印刷时代一直到新媒介时代，媒介技术一直都是外在于人体的工具式的存在，对文学是一种“物理影响”，而当下呼啸而来的人工智能时代则更为深刻地由内而外、由表及里、迭相递进地改变着文学叙事与传播的各个环节。

　　一、纠葛与反叛——人工智能时代文学叙事的双重语境

　　人工智能时代作为“现实”，更多是被技术召唤出来的。传统文学沾染了20世纪人工智能萌芽与科幻小说的底色，呈现出跳脱人类主体去模拟人类认知过程的特征，曾经具有浓浓的人文主义的文学叙事，其去留或许在未来要由人类自己来决定。

　　(一)主体的“纠葛”：人工智能时代文学创作主体的多元性

　　文学具有媒介性，体现在从古至今文学总是依附于一定的物质媒介技术而存在。媒介技术不仅仅是工具与信息的载体，更是一种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生活的缩影，媒介技术不仅建构了文学的审美性，也影响和参与了各个时代所有的文学场景与文学活动，迫使文学烙下或浓或淡的媒介意识。

　　媒介技术不断使人们的身体得到延伸，并且逐渐消解了口传时代作者在文学叙事中的绝对话语权与印刷时代文学传播的阶级性。不可否认，随着媒介技术与文学活动交集的不断扩大，文学自身充盈着源源不断的时代生发力，变得更加平民化，由一小部分人婆娑舞蹈变成现在的万众齐舞，不得不说这是文学与媒介技术的美好相遇。直到当下的人工智能时代，媒介技术开始摆脱外化于人体的纯粹工具性，同时在功能性上更加强化工具理性，最终以一种类人智机制来构建文学叙事与传播。历史经验证明：每一次技术革新都会给文学艺术带来影响，而这种影响虽然会带来短暂的迷茫与阵痛，但未必意味着终结，更可能是一种解放。在前媒介时代(在这里我们姑且把传统媒介时代与新媒介时代统称为前媒介时代)，媒介技术确实是人体的延伸，而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媒介技术发展趋势则是内融于人体的拓展。技术工具将作为人类的“假肢”而不再外化于人体。早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趋势就在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著作中体现：“媒体，是人类的一种技术假肢，其可以重构人的本质。”①当前最明显的标志便是人工智能、赛博人(cyborg)等技术越来越多地介入人类的生活、科研等各个领域。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的思维不再是内聚的而是分散的，技术与人体的传统界限被打破，人类身体得到空前解放。由此，人工智能时代文学与前媒介时代文学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之前无论何种媒介技术形态下的文学作品都是由人创作出且基于当时媒介技术形态呈现，而人工智能时代是由人工智能技术协助甚至代替人类创作文学作品。文学创作的主体由单纯的人类而变得更具多元性。

　　(二)“非人”的“反叛”：贯穿“人智”与“类智”的新文学场域

　　当科幻小说与技术革新相遇，人工智能时代语境就诞生了。早在20世纪末期，技术工作者们就开始从科幻小说那里汲取灵感，科幻思维或许早已成为一种模式和一种话语。比如，被誉为中国科幻小说里程碑式的作品《三体》中那些指向人性存灭的力与美以及技术化冷静与人文关怀叠加下复调之声的科幻叙事，②其帮助人类挣脱虚幻现实的蛊惑，去感受与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野蛮生长是否会让宇宙万物都听命于人类。刘慈欣、莱姆等科幻小说家都在创作实践中试图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统摄下的科幻创作叙事生态。而这种“新科幻思维”的渗入也反映出文学与现实中的技术革新之间存在着互相影响的关系。

　　人工智能技术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人的身体、工具与客观环境的关系，人类中心主义受到挑战，人类不仅面临“何为人”的形而上的问题，而且必须面对被技术日益边缘化的现实。虽然媒介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文学的发展，但文学自身也付出了一些代价。文学在搭乘媒介技术革新这架顺风航班的同时，也承担了“空难”的风险。“空难”的代价往往是残疾甚至生命，文学便是牺牲了部分属性或者颠覆自身。众所周知，人文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是文学的立身之本，纵观文学与媒介技术发展史，随着技术不断进步，这一立身之本也被动摇。早在口传文学时期，文学传播通常是面对面进行，作者的观点与感情是绝对权威的。可以说，这个时期是文学的“人学”特征最为浓厚的时期。随后的手抄文学时期与印刷文学时期，文学门槛降低，阶级性减弱，但由于技术带来了大范围文学传播的可能性，文学的商业性越来越强，文学自身的人文主义情怀被消解。尽管这段时期的文学依然标榜着“人文至上”的主体观念，但不可否认媒介技术的介入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文学领域的整体人文气息，文学与作为创作主体的“人”的隔阂逐渐形成。进入新媒介时期，互联网成为全新的文本载体，这从本质上改变了文学传播方式的内在机制，从而使文学创作、文学接受乃至文学自身的形式与内容都受到影响。在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开始替代文学活动各个环节中原本应该由人承担的角色，尤其是文学创作方面，人类把创作主导权渐渐让渡给了人工智能技术。这触及了文学作为一门“人学”的根本性问题。人类的认知体系与更广阔的客观认知系统(机器、环境)连成一个整体，文学活动的过程便带有了人类的自然智能因素与非人的类人智因素，由此，文学中的“人文主义”色彩大大降低。如微软公司研发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微软小冰”在2017年出版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完全由人工智能创作的诗集。③由此观之，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智慧已经被分离打散，与机器的人工智能相连。

　　在人工智能时代，文学创作中的人已经不再纯粹是过去人文主义下被称为“人类”的这个物种了，而具有了技术属性、后天人为制造属性，其具有“人”与“非人”的双重色彩。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技术介入原本人文色彩浓厚的文学中，“人”与“非人”的概念界定开始模糊起来，并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方面，人类开始思考“何而为人”；另一方面，传统的二元论被打破，技术与人呈现出了“逆生长”——人越来越技术化，而技术越来越人性化。在人工智能时代之前，人文主义观念影响下的文学叙事与文学传播是情感思想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共建，而人工智能技术在文学艺术领域的运用则意在消泯主客二元论，传统文学面临困境。这种形势下我们应当试图找寻理解文学与人的新视角，直面技术革新带来的媒介与社会新趋向，为传统文学叙事重获新生找到契机。通过探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文学的叙事与传播，剖析当下文学生产场域中的叙事新特点，将文学本身、媒介技术、文学活动参与者以及文学传播场域之间融汇成一种合乎时代特色的圆融关系，进行审视与思考，将有助于对整个人类文学历史发展走向态势的研究与探寻。

　　二、主体与他者的变奏——人工智能时代文学叙事的新特征

　　文学叙事特征随着媒介、媒介形式的不同，及其造成的创作与受众的不同而悄然演化。这也体现出文化各方面的有机整体性，能够以小见大地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整体文化氛围与社会诉求。长久以来，作为文学创作的双向主体以及物化对象，作者、读者以及作品一直被视为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美国文论家艾布拉姆斯将这三者置于世界这一话语场域中，使这三者与世界构成文学创作的四个主导枢纽。正是这四者之间彼此的呼应与意义关联构成了文学创作的通行体例。④而到了人工智能时代这四者却发生了改变。

　　(一)消弭与融合：人工智能时代人类文学叙事主体性地位的消融

　　在叙事文本中，包含了叙事主体与文学创作主体两个主体部分。叙事主体包括隐形作者与叙述者，创作主体是作者。我们既不能单一地将文学创作主体即作者等同为叙事主体，更不能把叙述者与文学作品的作者割裂或者加以混淆。人工智能时代文学的叙事主体与文学创作主体和前媒介时代相比，人类中心主义不断消融。

　　人机共生、机机相生体现了文学创作主体的多元化。人工智能时代文学创作主体除原来的人类外增加了三类：人工智能独立完成、人工智能为主人类为辅、人类为主人工智能为辅。第一类，以人类为主人工智能为辅的创作主体，一般由人类作家对作品中的故事框架、男女主人公以及故事梗概进行构思与设定，由人工智能来负责词汇的组合与把握，从而构成最终的小说作品。这种创作主体的突出代表是日本公立立函馆未来大学教授松原仁率领的“任性的人工智能之我是作家”团队开发的人工智能有岭雷太，其创作了《机器人写小说的那一天》；东京大学副教授鸟海不二夫率领的“人狼智能”，并且推出了《你是AI TYPE-S》。两个作品虽然都属于同一种创作方式，但人机协作原理各有不同。松原教授团队的作品是由人类首先设定好人物角色、内容纲要等相当于作品“零部件”的内容，人工智能有岭雷太根据这个内容自动生成小说。而“人狼智能”团队则是通过模拟人类与人工智能玩“狼人杀”游戏，然后从中选择出有意思的故事发展桥段，再由人类将这些挑选出的桥段改编成小说。很显然，这种方式中的“代叙事”色彩还不太明显，文学叙事中的核心部分——情节与人物构想还是由人类承担，而人工智能则承担了遣词造句与纠错排版的“作家助理”的角色。最终，这两部小说都入围了日经新闻社“星新一奖”比赛。第二类创作主体则是以人工智能为主，人类为辅。其主要特点是由人类把已经标注好的相关内容组成数据库，人工智能对所输入的样本进行分析，分析的规则要按照既定的算法进行。如2017年12月，Botnik团队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一本由人工智能Botnik与人类共同完成的《哈利·波特》小说的图片，并配文：“我们用前7本哈利·波特小说训练机器人之后，和它一起写出了引人入胜的新章节。”⑤该团队通过将《哈利·波特》前7部小说的目标文本标记输入，对Botnik进行训练，然后Botnik撰写成一章题为“哈利·波特与看起来像一大坨灰烬的肖像”的微小说。这种创作方式可将人类与人工智能机器分别类比为“教委工作者”与“学生”——人类作为教委对人工智能这个学生的学习进行监督，且在人工智能学习前对“学习教材”进行筛选与标记，待其学习完“教委指定教材”后，人工智能要进行创作的“测验”了。第三类创作主体是完全由人工智能独立创作。其主要特点为，由人类提供一个庞大的数据，人工智能通过模拟人类思维过程进行深度学习，这个过程也是其创作能力培养的过程，而后人工智能进行创作。如微软小冰出版的《阳光失了玻璃窗》，小冰通过学习上百位诗人的现代诗，花费了100小时来模拟人类思维，进行深度学习，且训练10000次才逐渐拥有了创作现代诗歌的能力，进而完成并出版了第一部完全由人工智能创作的诗集。

　　大量不可靠叙事主体的“涌现”形成了不确定、颠覆式的叙事模式。叙事主体是叙事文本中作为中介形式出现的中介体。通过这一中介将文本组织在一起，赋予文本以特定的形式与结构，从而形成内涵丰富、意义浓厚的文本。在人工智能时代，叙事文本多以第一人称叙述、第三人称视角等方式为主导。隐含在作者、叙述者和角色人物等文学创作要素之间的距离日渐拉大。叙事主体的不一致产生了不可靠叙事，并相互拆解这些叙事主体的叙述。如在人工智能Botnik创作的哈利·波特小说《哈利·波特与看起来像一大坨灰烬的肖像》中，作者或者说主要文学创作者是人工智能Botnik，而隐形作者如果按照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的解释，应该是输入人工智能中并对其进行训练的7部《哈利·波特》小说。隐形作者一般从两个部分进行判断：编码与解码。在编码过程中，人工智能处在前7部《哈利·波特》文本风格训练后的创作状态下，并基于对前7部作品的模仿形成了一种写作方式，其不同于其他任务形态中的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形象。在解码状态下，Botnik在创作过程中有人类协助，人类会对Botnik在“理解”错误的时候进行纠正。人类在修改的过程中模拟了读者的身份，同时推导了原作者在创作前7部《哈利·波特》时的形象，这也有利于Botnik创作出的小说遵循原作者罗琳的风格。在前媒介时代，叙事主体间关系虽然受到语言学与读者理论的影响，变得不稳定，但依然没有脱离作家—读者—作品—世界的范畴，但在人工智能时代，叙事主体间的关系变得混乱与多变，由此产生了一种不确定、颠覆式的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打破了传统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期待，构建了想象世界中的莫比乌斯环带的故事建构，为读者阅读与理解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些新体验，乃至颠覆人类以往的认知，还可能影响读者对于经典文学作品的理解。

　　人类无论在学习能力、创作速度还是信息处理水平等方面都难以与人工智能相比。人类在文学创作中主要依赖经历、情感与想象。人工智能时代以人工智能独立完成或者人工智能为主人类为辅的文学创作则主要依赖数据、算法与数学模型。在文学创作阶段，人类是以生理机能与精神储备为两个基础。首先，文学创作对人脑要求比较高，需要左右脑同时运作——左脑掌管语言、文学，右脑提供情感、灵感与想象。在精神储备方面，人类需要善于发现艺术的审美敏感，需要材料的积累，并找到强烈的创作动机以加速创作的推力，然后人类开始构思整个文学作品的艺术架构与叙事机制。最后一步便是人类文学创作的物化阶段，其要运用所积累的文学素养与技巧对词语、句子进行提炼，同时在写作过程中会有灵感的闪现与想象力的进发，要把握即兴的尾巴。最终人类需通篇通读，不断推敲。人工智能的创作基础及过程却并非如此，以创作《阳光失了玻璃窗》的人工智能诗人小冰为例，其在创作其诗集前对1920年以来519位诗人的现代诗进行学习。小冰每学习(迭代)一次的时间大约是0.6分钟，经历了100个小时的10000次迭代，小冰完成了诗作。而人类如果要把这些诗读10000遍，则大约需要100年。综上所述，人类文学创作流程整体呈现身体机能与精神力有机统一的特点。人工智能在文学创作方面则是逻辑力与创造力的结合。人工智能叙事模型基本结构是由叙事组件配置层、叙事生成中枢以及附属结构层组成。叙事组件配置层负责对数据库中的文学作品进行迭代并根据主题需要选择适当主题的叙事“组件”，如BRUTUS模型⑥会根据主题选择叙事场景，通过从库的分类集合中选择段落与句子等来建构故事大纲。叙事生成层负责叙事情节的生成，这些子系统生成叙事情节后随即映射到自然语言处理结构中，生成人类可识别的语言。最后一层主要是通过对故事语法迭代扩展叙事，在故事大纲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叙事的细节。

　　以上是从宏观技术层面进行分析，从微观叙事创作层面来看，人工智能叙事创作大致需要以下三个阶段。首先是创作预备阶段，由开发团队整合、筛选和创建专属于这款人工智能的文学信息素材数据库。如果像小冰一样是人工智能诗人，则数据库便需要大量诗歌；如果其定位是小说家，则数据库需要储备大量小说。人工智能经训练要形成的写作风格与数据库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数据库信息资料在输入前要进行严格筛选。第二阶段是数据分析(建模)阶段，人工智能要对第一步中数据库的数据进行迭代分析。这也是训练人工智能、培养其写作能力的关键步骤。人工智能通过自主学习，找到文字符号的组合、聚合规律以及字词在不同句子中的匹配概率，组词成句、组段成篇。在人类建模的基础上，人工智能选用匹配度较高的文字模块进行组合、聚合，构成句、段、篇。第三阶段是人类修改阶段，但这步并非必须环节，主要是针对人工智能难以应对的较为复杂的文字系统所出现的一些病句进行修改。以微软小冰《阳光失了玻璃窗》为例，此诗集由于未进行第三阶段的人类修改，因此出现了一些语法问题。如《用别人的心》：“他们的墓碑时候/我静悄悄的(地)顺着太阳一样/把全世界从没有了解的开始/有人说我的思想/他们的墓碑时候/你为甚在梦中做梦/用别人的心/又看到了好梦月。”⑦本诗存在多处语法问题，如首句中“墓碑时候”是一个偏正短语，但“墓碑”不是形容词没办法做中心词“时候”的定语；第二句中出现了“一样”，可见这里人工智能有意塑造一个比喻句，但并没有出现比喻词，一般的结构应为“本体+比喻词(像/宛如/犹如/仿佛)+喻体+一样/似的”；第三处语法问题出现在第三句中，诗句缺失了补语，“把”的一般用法是“把+客体+客体状态/位置+期望客体最终状态/位置”；等等。因此，虽然人工智能叙事创作的第三阶段并非强制性执行的步骤，但还是十分必要的，其可以确保人工智能文学作品的整体质量。

　　(二)“超弦叙事”与意蕴敞开——人工智能时代文学叙事模式的扩展、形变

　　文学叙事由多重维度构成，包括情节、人物、背景、主题、写作风格、意象等。在人工智能时代，如果文学创作主体是人工智能本身或者人工智能为主人类为辅，那么传统的文学叙事逻辑将被稀释、打散，充满随机性的“叙事弦”在叙事空间无限振动延伸，形成“超弦叙事”。在人工智能叙事生成过程中，不同技术架构将叙事元素参数化会产生随机的叙事结果。在这过程中还会存在不可预测的叙事情节，并由不可预测的人物因子在不可预测的叙事空间中演进，由爱恨、复仇、嫉妒、背叛等不可预测的混合体所搅动，这些不可预测的叙事因子形成了人工智能在叙事内容上的扩展。如模型VERSU，⑧其作为一个互动的故事系统，主要依赖于对作者世界的模拟。VERSU创造了超弦叙事文本，其在叙事生成中创建了“作者”视角弦。在叙事中，互动者可以选择一条角色弦在叙事空间上可能执行的许多潜在动作或者情绪中的一个。这些动作以及其他角色弦的振动反应可以来建构各种情节或者对情节提出限制。

　　“积木式”叙事模式的运用会使文学作品形成拼贴下的叙事质感。对于读者来说，阅读此类文学作品首先会感受到叙事上的拼贴感。如同《三体》三部曲中来自“冬眠”技术造成的时代跳跃式更迭，《三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许多叙事块堆积而成，这些叙事块包含了许多科技与小说时空的朴素想象。同样，人工智能有岭雷太创作的小说《机器人写小说的那一天》便形成了这种积木式叙事模式的雏形。⑨该小说也是由不同情景的叙事块组成，通过第一视角把机器人在不同情景与不同人类的对话作为创作小说的因由，情景与情景之间充满断带感：一方面情景叙事段落间过渡并不流畅，另一方面剧情的跳跃性更像是一种戏剧游戏。尽管这些叙事块由“机器人写小说”这个主线来串联，但机器人也不仅仅是为整个叙事逻辑服务，其具有强烈的自我表演欲望，在每个情景中做“巡回表演”。

　　叙事语言与隐喻体系的丰富。试想，如果有一天被“粒子光束”打脸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各种形式的人类创作的文学的叙事语言的使用与呈现基于人类有限的词汇积累；而人工智能则基于其数据库的海量词汇，使作品中的叙事语言更为丰富。除了前媒介时代常用的动作性语言、造型性语言以外，在人工智能时代叙事语言的表现力也更加丰富。具有代表性的有三种：通感式语言、蒙太奇式语言与无调式语言。通感式语言，是指利用句子中动宾两者不同感觉属性的词语，使读者的各种感官共同参与对文学作品的感悟的语言形式。其利于克服审美对象知觉感官的局限，使作品中产生更加强烈的美感。如在人工智能小冰创作的《它常把我的海水洗甜》中“你像是梦中的一点平土/它常把我的海水洗甜”，⑩“甜”是一种味觉，而“洗”是一种视觉，此诗前半部分基调悲凉，在这结尾两句，“洗甜”似乎像“雨过天晴”“暴风雨后的彩虹”一般，使读者在字里行间品到甘之如饴的温暖。蒙太奇式语言的运用在人工智能叙事文本中多体现在一些不连续意象的并列，如《蝴蝶飞出花间》中出现的意象有6种之多，“明月”“珊瑚”“花间”“沙漠”等，简洁形象地勾勒出一幅天地绚烂的生动图景。(11)无调式语言，指在同一叙事中用迷乱的词语组合表现复杂的灵魂世界与精神的狂欢与撕裂，叙事语言间没有功能联系。人工智能这种尝试改变直线的叙事语言，近似一种狂欢式“叙事跳跃”，这在前媒介时代是难以想象的。同样，在文学隐喻的汪洋中，人工智能吸收了传统文学隐喻体系中的意象化风格，大胆发掘文学世界的另类表现，“非人”思维的属性可以更加不受现实边界的束缚，自由舒展想象力。2016年，由人工智能Jetson创作的科幻故事剧本《Sunspring》中，出现了一些科幻风格的隐喻混搭，如“他拿起了一个亮着的屏幕然后一道解锁粒子光束打在他的脸上”。(12)这句话的语境是两个主人公在讨论未来大面积失业的问题，气氛比较压抑。众所周知，粒子光束是一种武器，而且杀伤力比较大，并且用到了动词“打”，读者的阅读“痛感”则更为强烈。这句话一方面暗喻人物对科技厌恶的情绪，并暗示故事中“未来失业”可能是由科技导致的；另一方面，“打”与“粒子光束”的强硬又暗喻人物当时急躁生气的心情。

　　(三)数据与算法下审美艺术的可能性：叙事艺术与审美的形变

　　由“空间机械审美”转向“空间意象审美”。由于人工智能使文学创作的全过程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形成了新的创作规律，因此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审美性也会相应产生变化。人工智能模拟人脑而不局限于人类知识与认识的“现实”来分析素材，拥有更加多元的艺术表现手法、灵活的风格转换能力、多维的艺术鉴定判断。前媒介时代的文学推崇将“空间”“场所”机械化地审美，在人工智能时代逐渐演化为基于人工智能想象与联想的空间意象审美。人类思维往往喜欢依靠自己的知识和认识，却又被其所束缚，还将这些称为“现实”，这种“现实”有可能只是掌握真理的幻觉，人工智能往往可构造完全虚拟的空间意象，这种意象可能会脱离已知科学规律，甚至大相径庭，但却蕴含了创作主体的超验意识和生命超越，带来新的审美体验。如小冰的一首诗歌《蝴蝶飞出花间》中“沙漠”“星空流云”“碧空”“珊瑚”“空中点红”等空间形象，(13)浓墨重彩般呈现了想象的“象征界”体验，使读者仿佛徜徉于“异域空间”。这种“异域空间”说不清、道不明，如同曹雪芹笔下的“太虚幻境”，但少了些“烟火气”，多了一丝纯粹。

　　不确定性是人工智能时代文学的第一审美原则。人工智能可以通过人类编程来揣测学习任何才华横溢的文学艺术家的风格，也可以任意组合各种文学艺术风格。这种“排列组合”式的艺术风格，丰富了艺术样式，使艺术创作更上一层楼，给人类多彩的文学艺术世界增添更加绚丽的色彩，让文化消费者能有选择地体味新的艺术之美。当然，人工智能的创作充满了随机性，同样的任务、同样的素材可能会出现N个版本。恰恰是这种不确定性让读者永远不知道那只“黑盒子”还能带来什么惊喜。前媒介时代如果是“鼓掌中的文学”，那么不确定性便是人工智能文学新的审美原则。

　　人工智能文学“只求怎么讲不问讲什么”。《哈利·波特与看起来像一大坨灰烬的肖像》写道：“哈利感觉到伏地魔站在他身后。他感到一阵强烈的过度反应。哈利瞬间把自己的眼睛从头上撕扯下来，丢到森林里。”(14)在这里Botnik为了表达哈利“强烈的过度反应”而“把自己的眼睛撕扯下来，丢到森林里”，至于为什么非要丢眼睛，丢掉眼睛后怎么施展魔法，Botnik是不会说的，意义就在作品中，文学的“真”并非非此即彼，这或许意味着一种新阅读。或许，高价值的文学作品并不只体现为一些结论、一些标签，而是体现在“故事、情节、语言等”之全过程，进而形成一种总体的美学创造效应。

　　三、“分”与“和”兼容并蓄——人工智能时代文学传播的嬗变

　　诚如艾布拉姆斯所指出的，文学并非孤立存在的文本现象，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接受，都与文学传播息息相关。受众的文学欣赏习惯、文学与世界间的互动关联也是以文学传播为主要中介的。(15)在人工智能时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体现在机器写作上，智能穿戴设备VR与AR技术的使用也将使文学创作的形式、传播的模式、呈现的形式发生巨大的变化。传播领域研究者在考察人工智能时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的互动，完全不符合一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传播理论，因为所有经典的传播理论都把传播主体默认为人类。因而，人工智能和传播学的融合也将在文学领域成为文学传播新的研究课题。

　　(一)人工智能媒介生态下人机传播的文学传播语境

　　人机传播(Human Machine Communication)对于传播学而言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侧重于考察“人与机器之间的意义创造”。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关注人们与技术之间的互动，其中技术不再只是媒介，而是新的传播主体。人机传播主要研究的是人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意义，以及这种意义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尤其是对传播技术包含的文化价值的影响。文学的传播活动并非发生在真空之中，在人工智能时代传播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互联网数字传播环境变为人工智能的环境化。人工智能环境化从微观与宏观两方面影响文学生态，文学自由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文学叙事与文学传播机制从最初的人类本位转移到人机共生。这已然是人工智能时代不可逆转的趋势。这种趋势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物理意义上的环境化，从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表述的变化可见一斑：战略中心由原来的“互联网+”变为“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与各个领域结合的程度不断加深。在文学领域，最初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套用模板快速写稿。第二阶段是社群意义上的环境化，较之第一阶段融合更加深入。在文学领域体现为人工智能与人类协助完成了一部部完整的文学作品。第三阶段是心理意义上的环境化。在这个阶段，人工智能已经拥有了情感与情绪的分析能力，进而可以搭建情感模型。在文学领域，人工智能的创作有了一定的情感表达，作品也会因为有了感情基础而变得鲜活。并且人工智能还可以对资料情节所对应的感情倾向进行学习、复制及改造，甚至可以在一天之内把几亿人的情感生活全部遍历分析一遍，并通过大数据来对情感进行筛选。当然，未来人工智能的情绪和感情究竟是“发自肺腑”的自然流露，还是根据数据计算得出的“虚假感情”的表演，又另当别论。

　　在人工智能时代，文学的传播主体与创作主体发生了分离，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文学的传播主体由文学作品的作者变得多元化。如传播主体可以是人工智能的开发团队，比如《哈利·波特与看起来像一大坨灰烬的肖像》的传播主体是Botnik团队的人员；或者可以是互联网公司的公关团队，如《阳光失了玻璃窗》的传播主体是微软(亚洲)公司的市场与公关部门。

　　(二)多元裂变与众“智”成城的殊途同归——人工智能时代传播价值的嬗变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使人类无论从生理还是心理上都前所未有地被科技改造与拓展。这引发了人们对于文学学科内涵、文学与人关系的思考。传统意义上，文学被认为是人类“内心透镜”的语言艺术，人们利用文学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然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却改变了这一现状——文学创作不再只是人类的专属。因此，文学传播价值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嬗变。

　　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传播价值表象引发技术伦理思考的多元裂变。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传播使人们没有把人工智能时代高科技技术单纯看成一种工具，人类开始关注其对人类以及人性的改变，人们开始反思人类自身思维与生命的意义，开始思考“人类是否是一种超然于其他物种的特殊生命体”“人类、动物、机器人的界限是什么”“人工智能的奇点在哪里”等问题。如果说人类作为万物灵长是人工智能之母，那么我们根据人类思维所创造的人工智能技术不就变成了“灵中之灵”，这正是现在很多人担心之处。人工智能能够深度学习人类甚至其他一些相对高级的智能生物所具有的自主意识，而人类的意识不仅仅能够反思自身，还能反思自己的思想，考虑人生计划、情感、信仰、终极命运等。显然，人工智能无法像人类一样，不能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思考自己的思想。究其原因，人工智能不具备人类的生理性身体，也就无法拥有人类因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等而产生的情绪与情感。人工智能无法形成人类天生基因所决定的、独特的后天经历所培养的人格个性，也就不可能具有人类那样因不同的生活经验而积累的独特体验、生活常识以及情感蕴藉。但人工智能技术在素材收集处理、文稿编辑、出版把关等方面，无论速度还是质量都远高于人类。就此而言，人工智能作为文学创作的机制，或许是一种代表活用人类思维衍生品而产生的新物种。

　　狂欢化与去传统化的价值取向的转变。文学传播的目的主要是将作家的个人创作转化为某种程度的社会共享，人工智能独立完成或者以人工智能为主人类为辅的文学创作，极大地丰富了叙事语言，开拓了新的文学空间美学。其以狂欢化思维方式与魔幻现实色彩的意象手法颠覆人类既有的理性化思维，走出传统语言学的条框。由于其高开放性与隐喻性的语言特点，为读者营造了个人的理解空间，能够激发人类尤其是成年人尘封已久的想象力与创造性思维。这有利于把人们的思想从现实压抑中解放，用狂欢的享乐哲学重审这个世界，反对永恒不变，主张充满未知的不确定性。综上所述，文学接受价值观随着人工智能的参与发生了去传统化改变，从一定程度上讲，甚至逐渐弱化了传统文学人文主义中心与政治价值中心地位。

　　个人价值转化为“众智”产物。人工智能的重要目标就是实现众智，而众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人工智能独立完成或者以人工智能为主人类为辅的文学创作是在优秀人类作家素材训练学习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在这背后的技术原理便是人工智能建立在大数据与强大计算能力的基础上，对所有古往今来已知素材进行迭代，这种智能化过程是基于多个系统并行计算的基础上，也就是那句老话“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多个机器在并行计算，可能这样所创作出的文学作品人类同胞们还抱有质疑，但或许这种并行式架构的文学创作可以更好地利用古今中外人类智慧宝库，通过人机互助，融合现代人类智慧，把众人的智力汇聚到作品中，发挥强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感召力，这或许才是文学艺术作为人文主义艺术的价值所在。人工智能对文学的创造阈值的拿捏或许在于人类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把握，只有把握得当，才能保障人工智能在文学的正常界限中安全发展，反之，人工智能在文学领域或者其他任何领域的前景有可能演化成西方学者所描述的一条“人类不归路”。

　　需要我们反思的是，人与人工智能的共同创造属于人与机器的集体智慧。人工智能迫使我们问什么是人类，以及它如何与文化生产相关；人工智能中把关人的性质迫使我们反思隐含的文化优先权；个性化的过滤器和技术带来的新的呈现模式需要我们考虑分享的经验之间的相关性和我们自己形成的偏见。我们应当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进行批判性研究，要既倡导又干预，对数字人文与经典人文进行有机结合与平衡。在文学叙事及传播中人工智能文学的概念、理论设计和评估方面的机制将会进行颠覆性的改变，同时会形成跨学科、跨媒介、跨维度的全新文学。但是无论如何改变，文学要坚守人文主义精神，不能盲目技术至上，技术决定一切，这将失去文学的终极功能和意义。我们应该重新确认技术是为人类的体验服务的，人工智能更应该是配合渲染文学氛围而增加的技术支持，从而增强文学的体验性，使人们更加愿意去欣赏这些文学作品。相反，如果人工智能能够完全代替人类进行创作与传播，文学将不再具备人类的真实情感，文学本身情感交流的意义就失去了它的基础。那么，人类希望欣赏到这样的文学作品吗？还是人工智能业已直接取代了人类文学欣赏者的角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