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余来明的专著《明代复古的众声与别调》出版。该书通过分析“明初”诗人的类型及其在诗学批评、诗歌史上的时代归属，以说明因诗人年代身份划分而造成的文学史落差，并提供一种重新理解诗史的向度和视角。围绕“明初”诗人类型的划分、如何减少对文学现象和诗史进程的误读等问题，记者采访了余来明。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您简要介绍下“明初”诗人类型。

　　余来明：这里所说的“明初”诗人，是指在元末（元代，1279—1368）和明初（明代，1368—1644）两个时期都有创作活动的诗人，事实上属于元明易代之际诗人；然而由于后世的文苑传、诗文评、诗文选本以及文学史书写中将其视作“明初”诗人，其易代作家的身份被遮蔽，在文学史叙述中被作为明初作家看待。由于此处所讨论的对象是易代之际的作家，类似方孝孺（1357—1402）、杨士奇（1364—1444）等在元代出生却并无文学活动的作家，不在讨论范围。

　　按类划分，文献记载中属于易代之际作家的“明初”诗人大致包括以下三类：

　　第一类诗人，元末时曾在朱元璋幕府中任职，因而无论其去世于元末还是明初，均被视为明代诗人。此类诗人大致又可分为两种情形：

　　其一，元末时即已亡故或入明后不久去世者。前者如孙炎（1330－1362）、王冕（1287－1359）等，后者如陶安（1310—1368）、王袆（1321－1374）等。至于入明以后不久去世的陶安、王袆，在元末时诗名并不甚显。

　　从文学史演进的事实来说，像孙炎、王冕等在元末就已去世的诗人，实际上都未经历易代的变迁，无论是生活年代还是文学活动，都发生在元末的时代背景之下，无疑应被归入元代作家的行列，而不应被当作“明代”初年的诗人看待。历代的文苑传、诗文评、明诗选本将其作为明代诗人，并不妥当。而类似陶安、王袆这样在入明以后不久就去世的诗人，将他们视作明初诗人也不尽合理。其创作都主要完成于元末，入明以后虽受称赞，如《列朝诗集小传》载明太祖曾称陶安为“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但获得类似赞誉，却并非缘于他们在明初的文学成就。他们的多数诗作，须放在元末的时代背景中进行理解。书写元末诗史，对其人不置一词，对元末诗坛的理解会有失完整和全面。至于在作为个体创作的整体性与断代文学史书写的真实形态之间如何达成平衡与相谐，则需要在元明诗史演进的实际历程中予以把握，而不是依据作家的政治属性或者其他标准作截然的归并。简单的处理，并不利于对元末明初诗史图景的理解与建构。

　　其二，入明后仍生活较长一段时间者。以诗知名者如刘基（1311－1375）、汪广洋（？—1379）等，宋濂、苏伯衡（1332—1392）等亦在其列，然不以诗名。

　　综合来看，由于元末时朱元璋所辖以应天府（南京）为中心，辐射周边的婺州、处州、徽州、宁国、衢州等地，理学气息较浓，其中影响较大的婺州文人群体多以理学和文章著称，诗名不甚显。因此明初诗人中属于第一类诗人的虽有一定数量，但有影响者并不多，与张士诚所据的吴地（主要为苏州、松江等地）比起来要逊色不少。而身处吴地的诗人在政治上与张氏政权没有很强的依附关系，其生活状态以诗酒唱酬为主，某种程度上来说更加利于诗歌创作的兴盛。

　　第二类诗人，元末时虽未曾入朱元璋幕府，但在明代接受召用，出任官职，因而无论其入明后生活时间长短，一般都被视为明初诗人。其中在明初生活时间不长者，有危素（1303－1372）、张以宁等。与张以宁、危素等入明后短时即逝不同，有许多在元末甚为活跃的诗人，入明以后曾出任朝廷官职，生活时间也相对较长，他们被视为明初诗人似在情理之中。以“元代”为标识的诗史、总集也都不见诸人的踪迹。这类诗人数量较多，影响也较大，是构成“明初”诗人的主要来源。如被称为“吴中四杰”的高启（1336－1374）、杨基（1326－1378）、张羽（1333－1385）、徐贲（1335－1393）等四人。这类诗人，以往的文学史多列入明代，在元代的文学史、诗史中较少提及。

　　总体来看，以上两类诗人因与明代政权关系密切，故而在后世所称的“明初”诗人中占数较多，影响也较大，是后人论及明初诗歌所涉的主要对象。而从其生活与创作的实际情况来看，又大多经历了由元入明的演变。随之而产生的影响是：由于把高启、刘基、孙蕡、刘崧等视作明初诗人，论者在讨论元末诗坛时很少会涉及这类诗人，并未将活跃于元末诗坛的诗人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而是把他们中的有些人视作元末诗人（如杨维桢等），有的诗人则被隔离出来成为明初诗人。由此这些共同构成元末诗坛的诗人就被切割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诗人因为身属旧朝而被视为元代诗人，另一部分诗人则因为在新朝为官，或入明后生活较长时间而被视作明代诗人。如此一来，元末和明初两个时期的诗史也就有了清晰的界限，而这种界限的形成对理解诗坛格局、追踪诗史进程难免会有所误导。从立足文学史演变进程的角度来说，在讨论元末诗坛状况时，似乎不应将后一类诗人完全排除在外，他们在元末的文学活动也是元末诗歌的组成部分。由此出发建构元末诗史，庶几与元末诗歌的历史实际更为接近。

　　上述两类之外，还有一类诗人，缘于各种不同原因，入明后只是出任训导、教授、学正、教谕一类的职务，或只是短暂受征参与编修《元史》，又或者拒绝接受任何职位，过着一种遗民式的隐逸生活。然而由于入明后仍然生活了一段时间，也往往被视为明初诗人。其中也有误入元末已去世者，如高明（？—1359，有记载称明初去世）。而从文献记载和各人创作来看，其中多数人在元末的诗歌活动都更显活跃。

　　中国社会科学网：以政治上的改朝换代为依据划分文学史演进的历程，有何优势和缺失？

　　余来明：通常，以朝代为序的文学通史或者断代文学史在处理易代作家的时代归属时，往往以其政治身份作为基本依据，而其中是否曾在新朝出仕为官通常被作为一个标准。

　　以政治上的改朝换代为依据划分文学史演进的历程，在两个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其一，在处理易代之际的作家、作品等方面显得简便而清晰，具体操作时易于把握；其二，便于在政治、社会变迁与文学发展之间建立联系。然而其缺失与不足同样也显而易见：政治史上的改朝换代与文学发展的兴衰并非完全对等，在处理易代之际作家、作品方面时，简单以政治立场的不同判定时代归属，往往会造成认识上的误区。以政治史立场判定易代之际作家时代归属，与诗歌创作的历史实态和诗史演进的历史轨迹之间存在的错位与不谐。

　　将诸多元明易代诗人视作“明初”诗人，很容易割裂他们与元末诗坛的联系，从而改变对文学史面貌和进程的认识，对某些文学史现象的理解也由此出现偏差。考究历代以来对元、明诗歌的评论，其中形成的诸如“元诗近纤”、明诗“盛于国初”“国初”诗分五派等看法，有在元末明初诗史演进的具体形态中进行重新审视的必要。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结合您的研究谈谈，如何减少对文学现象和诗史进程的误读？

　　余来明：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的文学史，诗文评、文苑传、诗歌选本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承担了部分文学史的功能。从文学演变的历史进程来看，文学批评并不是独立于文学历史之外的自足体系，而是与文学史演进并生共存，这一点在明清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文学思潮的变迁，往往通过文学批评与创作来共同表现。文学史上某些看法的形成，与文学批评密切相关。在中国文学历史进程的建构中，文学批评往往起到重要作用，诸如作家作品地位的确立，文学现象的解析，文学思潮的更替，等等，多经由文学批评而得以完成。

　　中国古代的诗文评、断代诗选、诗文总集等在处理元明易代之际诗人时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以朝代为断的文学史写作在作家归属上的处理，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学史认识。若我们承认文学史也是历史之一种的话，重建文学历史的过程就应该成为文学史研究的任务之一。尤其在已经有了如此之多以现代观念建构的文学史之后，对客观文学历史的描述，或许不失为重写文学史的另一条路径。

　　明清诗歌批评虽与近代以来兴起的文学史有明显差别，却能为文学史研究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然而毕竟又与文学史著述不同，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即是“历史”意识。对文学历史演进的描述来说，有关某一作家及其作品的讨论，不宜被定格在某一时间点上，其人、其文、其思想观念都有一个发生、演变的过程。被作为“明初”的诗人，并不只是凝固于明初的文学史时间和空间当中，在元末诗坛同样演绎了丰富多彩的篇章。然而由于在历代文苑传、诗话、诗选中被作为明人看待，这些诗人只进入到明代文学史书写单元，而在讨论元末诗史时不会被提及。如此一来，同处于同一文学史时间中诗人，因为时代归属的不同而被分置于不同阶段的文学史叙述当中，从而部分改变了元末和明初诗歌历史图景的建构。

　　大略考察吴中、岭南、江右等地诗人群体的活动，可以发现，他们在元末诗坛都曾有丰富的群体活动和诗歌创作，只是在当时“铁体靡靡”、以杨维桢为中心的诗人群体的映照下，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同时也由于各群体的代表诗人在后世的文苑传、诗文评及诗选中被作为明代诗人，其在元末诗坛的创作活动及表现遭到遮蔽，未能进入元代文学史书写序列当中。由此返观元末诗坛，须将吴中、岭南等诗人群体与以杨维桢为中心的玉山雅集、铁崖派等诗人群体结合起来看待，对于他们在元末诗坛的同台竞技有更直观的认识，充分意识到诗坛不只有“铁体”一种声音存在，除此之外的喧哗众声也同样绚烂多彩。唯有如此，或能减少对文学现象和诗史进程的误读，对“元末—明初”诗史图景有更真切的理解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