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魏旖增）12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的“哲学会讲：形而上学的可能路径——‘《第一哲学的支点》（以下简称《支点》）引发的思考’研讨会”在京举行。与会学者围绕赵汀阳先生的哲学思想、哲学的根本问题、形而上学的可能路径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主持开幕式，党委书记王立胜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作主题发言。

　　王立胜表示，赵汀阳先生的《支点》是一项关于哲学出发点的研究。他将“第一哲学”置于整个哲学史这一宏大叙事背景下进行追问和反思，在极具历史意识的哲学思想之旅中寻求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在近些年，国内学界同样出现了回应“第一哲学”的一些思想努力，无论是诉诸语言、实践、伦理、意识等当代西方哲学范畴，还是诉诸道体、心性、家国等传统中国哲学范畴，当代中国学者都旨在从不同思想传统出发，探讨和建构形而上学的可能路径，这既关乎哲学本身的根基与命运，也关乎传统中国文化与当代文明的未来走向。

　　北京大学哲学系李猛教授认为，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思想，是对某种“独断论形而上学”的怀疑思想，从长时段看，它的几次起伏大概都可理解为一个Cogito到Facio的转变过程。无论是一般形而上学还是实践哲学，都涉及对开端、第一或最初的某种努力。而现代哲学中，休谟和康德都在强调，“第一哲学”所凸显出来的思想空间虽然有最高的确定性，但这确定性和不断纠集到开端的努力，恰恰意味着它和生活最大程度是没有关联的。因此，如何使哲学关联和充实生活，是“第一哲学”作为“做”所面临的比较大的挑战。

　　北京大学哲学系郑开教授表示，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就已经存在境界形而上学，像道德、礼等这些概念都没有实体意义。我们会发现，老子时代的“道”与“物”区别已经非常清晰，老子的“道”是“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这显然不是“物”的规律。中国哲学里特别强调精神状态，通过精神状态来讲精神境界，就比如，圣人与普通人不一样的地方，只不过是状态不同。纵观中国形而上学与古希腊以来的形而上学都各有特点，这使得我们对哲学的认识不仅局限为单数，只要承认海德格尔的工作有意义，就也会承认中国哲学开辟了另外一条思路，它仍然有启发性。

　　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刘成纪教授看来，美学作为第一哲学，大致就存在于对认识活动从发端到结果的全面规约，或者对于人的认识的全面挟持。中国美学家朱光潜曾讲，我们说花是红的，是把红看作花所固有的属性，但其实花本身只有使人觉得红的可能性，红是主观介入之后形成了对花的判断。如果我们说美学表现为人对世界的善意，那么这种善意可能从人的感官介入世界的那一刻就在发挥作用，然后赋予世界秩序，最终呈现为世界图景。

　　《支点》中提及“第一哲学”的转向意义，激发了学者对哲学根本意义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研究室主任王齐认为，西方哲学对物的世界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异己感”。从亚里士多德对“作为存在的存在”的扣问，到贝克莱的 “存在即被感知”，再到萨特的“恶心感”，这种物我分离的世界观直接滋生了知识论和科学。哲学曾经被认为是最高的知识，但随着一切知识都转型为科学，哲学早已不是知识了，而是转化为对精神的建构。从表面看，哲学从最高的知识殿堂跌落，似乎肇始着哲学的危机，但实际上作为精神建构，哲学将在更深的层次上决定生活中间有价值的事情。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程广云教授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哲学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把以前所建构的意识接近于格式化，人类存在的基本境况也接近于被改变，海德格尔反复讲的“终有一死的人”的基本预设将被现代科学技术所颠覆,这个预设一旦被颠覆，我们的一系列思考也会被严重颠覆。即使人类的生命时间无限延长，人类也未必能得到一种意义感的支撑，这是在建构新的意识世界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纪委书记、副所长冯颜利，副所长单继刚，西方哲学研究室主任王齐，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主任马寅卯，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张盾分别主持会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国内学术科研机构及高校的50多位学术大家和杰出青年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